写在前面的话:
埃博拉(Ebolavirus),这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病毒,自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被首次发现后,就因其极高的致死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几十年来,埃博拉如幽灵般地在非洲时隐时现,所到之处哀鸿遍野。
人类一旦感染埃博拉病毒,通常会在5-10天内发病,最长潜伏期可达21天。起初只是出现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如恶心、呕吐、腹泻、发烧等,但几天后就突然加重,全身多脏器出血不止,死状凄惨。虽然这种病毒只能通过人体直接接触传播,但致死率很高,令人闻之色变。
2014年3月,神秘的埃博拉病毒再次现身西非。由于初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及时处置,6个月后,埃博拉通过民航客机第一次走出非洲大陆。时至今日,埃博拉一边在西非肆虐,一边把恐怖的触角伸到了北美、西欧和南亚,成为波及全球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全球病例和死亡数也远远超过之前所有疫情的总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截至12月7日,全球感染埃博拉的确诊、疑似与可能病例达17942例,其中6388人死亡。感染情况最严重的西非三国致死率高达76%,塞拉利昂的疫情仍在快速蔓延。
为帮助西非国家在源头上防控埃博拉病毒,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59名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赴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开展实验室筛查和留观工作。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担任首批援塞医疗队的负责人之一,挑起了移动实验室管理的重任。日前,高福在回国刚刚解除医学观察期后,在北京接受了《赛先生》的专访。
“埃博拉是个贫穷病”
赛先生:首先祝贺你顺利完成艰苦的驻塞工作,并成功度过了21天的观察期。塞拉利昂为何成为西非埃博拉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高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利比里亚通过培训医护人员、建立医疗中心和隔离中心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各方面的协调和政府领导能力,所以防控工作初见成效,而塞拉利昂没有这些措施。塞拉利昂政府对各单位和国际组织的协调能力不足,当地民众对病毒也不重视,加上塞拉利昂的公共卫生条件实在太差,完全没有自我控制能力,因此情况十分不乐观,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
赛先生:塞拉利昂的条件和你出发前想象的反差大吗?
高福:出发前我知道当地的公共卫生条件比较差,但没想到有那么差。救护车、运尸车、摩托车等必要的交通工具都很缺,救治病人的仪器设备和通讯工具也很少,造成难以有效跟踪和转移病人。那里还十分缺乏合格的医护人员,塞拉利昂政府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也很落后,民众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也很低,这些都是之前确实没预料到的。
我们访问当地医院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院长和医生护士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埃博拉患者,自己都没有必要的防护,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护目镜,就离病人那么近,这就是为什么那里的医护人员多有被感染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都还缺乏基本的防护意识。
而医院所谓的隔离区和病房也相当近,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帐篷里辟出开放空间,根本做不到真正的隔离和检疫,所以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快速扩散一点都不奇怪。这不像当年SARS在北京传播的时候,一发现疑似病例,立刻送小汤山医院隔离治疗,塞拉利昂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
赛先生:这次中国共派去62名专家,你们在那里一起工作了两个月,大家是怎么分工的,每天都在做哪些工作?
高福:我们的赴塞援助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解放军第302医院派出的留观中心,他们就像一个传染病医院,医生护士的工作和在国内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疾控中心派出的移动实验室检测队,主要工作就是检测病料。
具体来说,检测队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检测疑似患者,确认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第二个是检测尸体,因为当地的丧葬习俗中有很多宗教性的仪式,去世的人在下葬前,亲友要对尸体进行清洗、抚摸和亲吻,而埃博拉病毒会通过直接接触传播,假如一个死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那他的尸体就不能再按当地风俗去接触,必须直接埋葬。所以每一具尸体都要经过医学检测。此外,在西非的检测工作还会涉及到与当地常见的传染病,如疟疾等的鉴别诊断问题。
此外我个人要做一些跟国际组织的沟通工作,我是当地两个团队的新闻发言人,接触一些新闻媒体,包括他们的广播站,去给他们做做科普。大家每天的工作都很充实,工作量也很满。
赛先生:这两个月来,中国检测队累计检测了1635份血液样本,收治留观病例274例。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塞拉利昂,你们在开展这些工作时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高福:检测样本本身是个技术活,我们的移动P3(编者注:P3指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最高防护级别为四级)去了,同事们也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工作本身并没什么障碍。但塞方给我们的病料样本很成问题,有的资料登记不全,有的管子破裂,有的样本不合标准,所以为了拿到合适的样本,我们经常需要反复跟塞方沟通,而沟通存在一定障碍。
这里的管理也很成问题。塞拉利昂太贫穷,政府和人民都没有钱。我们到过一个村子,那有25个人因感染埃博拉去世了。在这之前,当地医护人员四处搞隔离,把病人隔离起来后却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所以病人又逃了,这一系列的情况造成疾病得不到有效控制。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贫穷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埃博拉是个贫穷病。
但现在埃博拉在美国和西班牙出现了个别输入病例,并引起个别散发二代病例,就是我常说的战役打到了后半场,前半场是在西非打的贫穷病战役,已经部分失守了,如果西非的局面再控制不好,病毒更多地进入西方社会,那么主战场就转移到西方去了,那时就不再是贫穷病,而是富裕病了。
在留观工作上,我们也遇到过很大困难,最大的挑战就是培训当地护士。一是她们的医学基础确实太差;二是她们的防控意识很薄弱。培训完了,我们跟她们一起去近距离接触病人时,她们仍然很不在意,这给我们的医护人员带来了潜在的被感染的可能性。
赛先生:现在大家都已经顺利度过了医学观察期,做到了全部“零感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在回国后刚被隔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担心,自己和队员们会有个别出现感染迹象的?
高福:我心里是有底的。尽管一开始塞方的护士没有防护意识,但在我们的一再督促下,她们也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范来执行了。我们每人有11件防护服,都要一层层穿上。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万无一失的。正因为我们防护做得很好,一直跟病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所以不可能出现症状。从开始我就相信,我们从医疗队,到检测队都不会有问题,大家也都不担心。
依赖疫苗抗埃是错误的
赛先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1月21日说,西非有希望在2015年年中控制住埃博拉疫情。利比里亚总统近日也宣布埃博拉疫情缓解并解除全国紧急状态。但一些流行病学家预测,埃博拉病毒将在2015年1月感染甚至数十万人,疫情蔓延将无法控制。你觉得哪种判断更靠谱?
高福:潘基文和国际专家的这两种预测都有各自的道理。如果利比里亚的局面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还是很有希望到明年年中把埃博拉疫情控制住的。但塞拉利昂的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善,还是一直像现在这样,好多必要的基础措施都跟不上,那么病毒就还会扩散下去。总的来讲,不确定性还是大于确定性的。
赛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病毒的传播力远胜从前,埃博拉迟早会到中国来吗?
高福:中国经历过SARS、大流感和H7N9等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对传染病的控制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传染病无国界,病毒微生物不需要签证,所以我们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公共卫生的防线一定要前移,由中国前移到非洲去。如果不能从非洲这个源头上控制住病毒的传播,那么埃博拉迟早会到中国来。
美国在非洲和中国等地都开展了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除了人道主义的因素外,实际上也是在保护他们自己,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办法。这次是中国第一次去,需要多积累经验,为以后的海外传染病研究防控工作打下基础。
在这里,我还是要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还要进一步支持塞拉利昂。没有全世界的帮助,这个国家不可能自己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
赛先生:有研究人员表示,一些传统的经典控制措施如隔离等已经对埃博拉失去效用,只有研究出有效的疫苗才可以控制感染病例的增长。有报道称明年1月,美国约2万剂候选埃博拉疫苗将在西非进行测试,你怎么看待这种防控思路?
高福:说经典的检疫隔离措施不管用,必须依赖于疫苗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预防当然是防控传染病的重要一环,但疫情一旦发生,向来都是检疫和隔离最为关键。根据我在塞拉利昂两个月的工作观察,那里正是因为缺乏经典的检疫隔离手段才造成疫情扩大的。由于当地公共卫生条件落后,人们对传染病的科学认识也比较差,所以在塞拉利昂这种贫穷国家,经典的隔离和检疫措施实际上根本就没真正实现。最有效的抗埃办法还是去落实检疫隔离措施,而不是去等远得没边的疫苗。
赛先生: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11月26日宣布,与葛兰素史克合作开发的首个埃博拉疫苗成功通过临床试验,被证实安全有效。此外,另一制药巨头默沙东(Merck&Co)也在积极研发。之前有报道称,中国在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技术、药物、疫苗、治疗性抗体以及疫苗的相关研究上都有所布局,且已经获得突破,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高福:美国和加拿大都研发出了相关的疫苗,他们的两种疫苗之前在其他地方做过一期临床,现在进入非洲开始做临床试验了。据我所知,美加两国的疫苗已在塞拉利昂当地的易感人群中进行二期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相关的研究布局,但中国境内还没有出现埃博拉病毒,所以无法对疫苗的有效性做攻毒试验。我们看疫苗管不管用,先要对动物进行免疫试验,用猴子去试一下,拿强毒去攻击看看免疫的效果如何。由于中国还没出现这种病毒,所以我们做不了这个试验。目前中国在病毒和疫苗上都还处于前期研究之中,还没有能用于临床的特别药物或疫苗。
赛先生:那么中国在检测等环节上的研究进展如何?最新报道说,深圳三家公司开发的埃博拉检测制剂已获批上市,其产品用于塞拉利昂的一线检测工作时,正确率100%,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也节节攀升,似乎这方面的研发水平很受市场认可。
高福:检测试剂主要是以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为基础的诊断,它本身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世卫组织也有检测的指导原则,比如选择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来检测,所以一般做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室都能做。我们看到有多家公司能够生产出准确率较高的检测制剂其实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国家在传染病的专项研究里,曾经对埃博拉这样的新生突发病毒是有过布局的,所以当初储备的一系列措施现在都可以派上用场了。
中药很难在抗埃上发挥太大作用
赛先生:有报道说,中国医疗队中有成员在塞拉利昂向非洲病患提供中药,测试其治疗效果,据称“很受欢迎”,并且“效果良好”。SARS来袭时,中药也曾广泛地被民间用于预防。那么中药对这种强致死性病毒的作用到底如何呢?
高福:我个人认为该报道里提到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塞拉利昂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在医学上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他们是不会相信中药的。在西方理念里,一定要知道药物的有效成分,并做过对照实验,而中药的成分不明确,也没有实验,很难在应对埃博拉这种急性的高致死性病毒上发挥太大的作用。
赛先生:就埃博拉研究而言,下一步你有什么工作计划?
高福:我想进一步推动国内对埃博拉病毒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希望得到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卫计委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同时也进一步做好培训和宣传,提高口岸检疫检测部门和基层疾控中心对埃博拉的认识水平,防患于未然,争取把这种病控制好。
中国足以应对埃博拉传入
赛先生:假设西非的局势得不到控制,埃博拉病毒某天传入中国,现有的防控机制能否应对?
高福:西非得不到控制,传入中国的可能随时都有。不过以我们在传染病防控上的经验、建立的防控体系和运作模式,以及国家已有的联防联控机制,已足以应对埃博拉的传入。
赛先生:11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对目前埃博拉病毒疫苗研制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研发商是因为埃博拉病毒多在非洲贫穷地区蔓延,生产无利可图而怠于研制。你如何评价陈冯富珍的这番言论,怎么看待政府在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上的角色?中国政府做得如何?
高福: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不客观的。因为作为公司,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公司老板不是慈善家,我们不应抱怨制药公司的逐利行为。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各个国家在内,都应有投资公共卫生体系的预算,要由政府来做像埃博拉这种对公共卫生较为重要的疾病的疫苗和药物研发,否则公共卫生事业就是没有效率的。
至于中国,我们在SARS之后,对公共卫生的防控措施和防控网络的投入还是比较大的,机制也比较健全。我们由政府投资建立了全国传染病防控网络,也设立了全国联防联控机制,从省、市,到村,各层级都设有疾控中心,这一套体系在世界上还是很先进的,值得欧洲等地区学习。
疫病当前,如何面对文化习惯的挑战?
赛先生:就埃博拉病毒本身而言,现在人类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它最早的来源据说可能是果蝠或某种野生的鸟类,这种说法确切吗?为什么这种病毒能够脱离动物宿主,在人际间传播?30多年来,埃博拉病毒的变异程度如何?
高福:目前人类对埃博拉病毒的了解还非常之少,但这个病毒的传播途径肯定是从蝙蝠传到其他一些动物身上的,如羚羊,以及猴子、狒狒、大猩猩等高级灵长类动物,而非洲居民有吃这些动物的习惯,进而就感染了病毒。
至于埃博拉的变异程度到底有多大还不清楚。今年8月,美国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对5月底到6月中旬从70多个塞拉利昂的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共99株病毒进行分析,发现埃博拉病毒的进化速率非常之快,大概是过去40年分离出的病毒的2倍!这说明埃博拉病毒在快速变异,这是之前所没有想到的。这么快速的变异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也不清楚。人们对埃博拉的致病机制和它快速致人死亡的原因,目前很多细节也还有待研究。这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对新的病毒分离株的基因测序工作。而当地没有条件和技术做测序,因此需要发达国家和我们中国对当地的病料做好测序,共同完成这个任务。
不过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论是埃博拉病毒,还是SARS、H7N9,或是其他流感病毒,都有一个共同的机制,就是病毒引起了细胞因子风暴。所谓“细胞因子风暴”就是病毒入侵激起的人类免疫系统的反应过分强烈了,最终是免疫系统杀死了人。
还有一点是非常值得人类反思的。除了埃博拉病毒,现在回过头来看,包括H7N9和艾滋病毒等,也都是从动物传染来的。这些事实说明的一个共同道理是,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也改变了以往的生活习惯,使得一些原本很远的病毒离人越来越近。
赛先生:说到人类的生活习惯,我们知道埃博拉在西非地区的爆发与当地的丧葬习俗有密切关系。在中国日常的传染病控制预防体系中,是否也面临着某些民间文化,如饮食、丧葬、卫生观念对西方现代医学的挑战,如何处理科学和文化上的冲突?
高福:西非国家的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他们的风俗,尸体下葬前亲友要彻底清洗尸体,葬礼上还要抚摸和亲吻尸体,而埃博拉病毒是直接接触传播的,这就容易导致感染。我在这待了两个月的感受是,塞拉利昂普通民众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都是非常匮乏的,并不知道在疫病面前要改变一下习惯,他们处理不好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江苏、福建和广东,近来又开始出现H7N9禽流感了。而我们明明知道H7N9禽流感是人吃活禽引起的,政府也在大力科普,但还是劝不住民众。大家基于生活习惯,该吃活禽的还是吃,让关闭活禽市场也始终关闭不了,这就看出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冲突有多大,最终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尽管目前在江苏、福建、广东出现的只是一些散发病例,但这种习惯不改变,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原文标题:独家专访高福:埃博拉迟早会来中国?)